“就今晚九点,通过一个协警私下跟线人聊的时候漏的。按你说的,说得特别不经意。”
“行。”丁义珍嘴角动了一下,“那就再加一把火。让值班室发个内部通知,说明天下午四点召开紧急案情会,要求全体骨干到场。地点写旧档案楼二楼会议室。”
“那儿早就没人用了。”
“所以才合适。”丁义珍坐回椅子,“他们要是真派人来摸情况,一定会去踩点。到时候咱们的人不动声色,抓现行。”
安欣咧嘴一笑:“就怕他们不来。”
“他们会来的。”丁义珍盯着屏幕,“人一急,就会想亲眼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哪怕只是确认一眼。”
凌晨三点二十六分,旧档案楼外的树丛里蹲着两个便衣。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起来,不大,但湿气往骨头里钻。
四点零七分,一辆摩托车悄无声息地停在街对面。车上下来一个人,戴着头盔,没打伞,径直走向档案楼侧门。他在门口站了几秒,掏出手机照了照门牌号,又绕到后窗往里看了两眼,转身准备走。
“动手。”对讲机里传来指令。
两人从树后扑出,摩托车手反应极快,扔下车子就往巷子里跑。跑了五十米,被埋伏在转角的第三个人绊倒。他挣扎着要去摸腰间,手刚伸进去就被按住了。
“别动!警察!”
搜身时,从他夹克内袋掏出一部老式按键机,SIm卡已经抠出来捏碎了。另一部智能手机藏在鞋垫底下,开机需要指纹。
“带回去。”丁义珍在视频连线里看着现场画面,“先别审,让他在讯问室待着,饿着他,不开灯,也不说话。就让他自己琢磨。”
早上七点,初步鉴定结果出来:按键机最后一次通话打给了一个公用电话亭,位置在京海火车站地下通道。智能机绑定了一个虚拟号码,运营商显示归属地在广州。
“典型的黑道联络方式。”安欣坐在丁义珍旁边,“一人一卡,用完即毁,中间还套了跳转平台。”
“但他们犯了个错。”丁义珍指着屏幕上的行动轨迹回放,“这个人昨晚八点还在城东出现过,距离档案楼八公里。他不可能那么快赶到现场踩点——除非他早就知道我们要开会。”
“意思是……局里有他的眼线?”
丁义珍没回答,只是把昨天所有收到会议通知的人员名单调了出来,一页页往下翻。
上午十点,李响回到市局,进门就喊:“哥!我在路上接到安置点反馈,刘大柱老婆半夜做噩梦惊醒,说梦见有人站在她女儿床边,手里拎着个粉色书包。”
丁义珍猛地抬头。
“她说梦里那人脸是模糊的,但穿的衣服像快递员。”
办公室一时安静。
丁义珍站起身,走到窗边。外面雨停了,天还是灰的。他看了眼手表,九点五十三分。
“通知所有外围小组,全部进入一级待命状态。”他转过身,“另外,让食堂今天中午的盒饭推迟半小时发放,车辆调度表临时更改三次,我的办公室下午两点到四点,不准任何人进出。”
安欣皱眉:“你要干什么?”
丁义珍望着监控墙,轻声说:“我要让他以为,我们开始乱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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