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佑三年的春天,似乎比往年来得更缠绵一些。连绵数日的细雨,将汴京城的青石板路浸润得油光发亮,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花木的清新气息。然而,在这片宁静的春意之下,新科进士们引发的暗流,却愈发汹涌。
陈砚秋坐在祠部司的值房里,窗外雨声淅沥,他手中捧着一卷《祠部格》,目光却落在面前摊开的一份名单上。这是礼部存档的皇佑三年进士登科录,上面详细记录了三百五十三名新科进士的姓名、籍贯、年甲以及家状概况。
他的指尖缓缓划过几个被朱笔subtly圈起的名字。除了昨日引起诸多关注的郑獬、吴昉之外,还有六七位进士,名次高低不等,出身多为普通州县,甚至有几个是真正的寒门,家状上写着“世业农”或“父为坊郭户”。
这些人的共同点,在于他们的策论。
陈砚秋凭借在礼部任职的便利,以及林家准女婿的身份,设法调阅了这些人的殿试策论副本。当然,他做得很谨慎,是以“研习今科进士佳作,以备祠部祭祀文书参考”为名,经由上司默许后才查阅的,并未引起不必要的注意。
此刻,这些策论的抄本,就摞在他的案头。
他拿起一份,署名是扬州进士,周槿。此人在策论中论及漕运之弊,直言“漕卒困于役,仓吏蠹于法,豪右踞于利”,建议“汰冗员、清蠹吏、抑兼并”,言辞颇为激烈。然而,在具体如何“抑兼并”上,却只笼统提及“申明旧制,约束权贵”,并未触及核心的土地问题与既得利益集团。
他又拿起一份,是潭州进士,刘昶的策论。此文批评地方官员“趋承上官,苛取下民”,主张“严考课,信赏罚”,使“贤者进,不肖者退”。但通篇下来,只谈考核标准,对于如何确保考核本身的公正,如何避免考核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,却语焉不详。
还有一位来自济南府的寒门进士王劭,在论及边备时,大胆指出“将骄卒惰,甲兵不利”的现实,呼吁“修武备、择良将”。可对于朝廷重文轻武的祖制,对于枢密院与三衙之间的权力制衡,却避而不谈,只将问题归结于“执行不力”。
陈砚秋一篇篇看下去,眉头渐渐锁紧。
这些策论,初读之下,确实能感受到一股锐气,一种针砭时弊、渴望变革的冲动。他们看到了问题,甚至敢于指出来,这在此科进士中已属难得。但微妙之处在于,他们的批判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,总是在即将触及某些根本性的、关乎权力分配和制度核心的领域时,戛然而止。
就像…就像有人事先划下了一道红线,告诉他们,哪些可以碰,哪些绝对不能碰。
而更让陈砚秋心生寒意的是,根据他昨日和今日暗中观察以及通过不同渠道打探到的消息,这几位进士,无一例外,都在放榜当日或随后一两日内,被与韩似道关系密切的几个家族“捉”走了。
那位批评漕运的周槿,被一位致仕的转运使家“请”了去,而那位老转运使,曾是韩似道在户部时的旧属。
那位主张严考课的刘昶,则被一位现任的御史中丞家“邀”为座上宾,这位中丞,素以“韩门喉舌”着称。
就连最不起眼的寒门进士王劭,也被一位与韩家有多项生意往来的汴京大绸缎商“招”为了东床快婿。
精准,太精准了。
这绝非巧合。韩似道及其关联的势力,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,精准地捕捞着那些在科举文章中流露出批判意识,但又“懂得分寸”、尚未形成系统性反对思想的寒门才俊。
“吸纳…驯化…”陈砚秋再次咀嚼着这两个词,只觉得齿缝间都透着一股寒意。
这不是简单的拉拢关系,投资潜力股。这是一种系统性的、制度化的“排毒”机制。将这些可能对现有秩序产生威胁的“异质”思想,在其萌芽状态,就连根拔起,通过婚姻、师承、利益共同体等方式,将其纳入体系内部,慢慢消磨其锋芒,同化其意志,最终使其成为维护这个体系的一份子。
韩似道,或者说他背后的那个神秘组织,深谙此道。他们不怕寒门子弟读书做官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这种流动,因为这有助于维持科举制度的表面公平和社会的稳定。但他们绝不能容忍的,是寒门子弟带着一套完全不同的、可能颠覆现有权力结构的思想进入核心圈层。
所以,他们要在源头进行筛选和“消毒”。而这些在策论中展现出“有限度批判”的进士,正是他们重点“消毒”的对象。因为这些人的批判性,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,是可造之材;而他们的“限度”,则说明了他们潜意识里对现有规则的敬畏,或者说,是某种可以被利用的“灵活性”与“现实感”。
这样的手段,比单纯的打压和排斥,更加高明,也更加可怕。
窗外雨声渐密,敲打在瓦片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。陈砚秋放下手中的策论抄本,走到窗边,望着庭院中被雨水洗刷得愈发青翠的芭蕉叶。
他想起了自己。当年若不是机缘巧合,遇到了那位神秘的老儒生,若不是后来经历了试卷调包、被诬舞弊等一系列变故,看清了这科举背后的污浊,他是否也会像这些进士一样,在高中之后,满怀感激地投入某位“恩相”或豪门的怀抱,从此沿着被设计好的青云路一步步向上爬,最终成为这架庞大机器上一个合格的、甚至出色的零件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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